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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向桌上一搁，俯过身子，对我低声诉说起来。“哼，”她说，“老大叫朗道夫，人都快60岁了，不久前又第三次结婚。娶的那个小婊子，总是不停地吵着要钱。无论我给他留多少，她总会化得精光。我宁愿把钱留给你鲁迪，也不给我的亲儿子。要么就给斯穆特教授，或者别的什么人，但决不给他朗道夫。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的第一个委托人为我带来的滚滚财源，近在咫尺，唾手可得啦。去他妈的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去他妈的等着我的那些会谈吧！
“你不可把钱留给我的，包娣小姐，”我说着，向她献上最甜蜜的微笑。我的眼睛，可能还有我的双唇、我的嘴巴，甚至我的鼻子，都在无声地恳求她说一声“可能的”！妈的！钱是老娘的，老娘想给谁就给谁。老娘要是想给你鲁迪，那么，这笔钱就他妈的是你的啦！
但她没有这样说。“剩下的钱全给肯尼思-钱德勒牧师。你认识他不？他是达拉斯人，如今整天上电视。他用我们的捐赠，在世界上到处做好事。修建房屋啦，喂养婴儿啦，传教布道啦。我要让他得到这笔钱。”
“一个在电视上布道的牧师？”
“哦，他可不光是在电视上布布道。他还是一位导师、政治家和顾问，常常和州里的头儿脑儿一起吃饭哩。而且，你恐怕不知道，他还活跃得像个毛头小伙子。一头浓密的花白鬈发，那是少年白，他可不想把它染黑。你知道吧。”
“那当然。不过——”
“前儿晚上他还给我打过电话呢，这你信不信？他在电视上讲话的声音像丝绸一样柔和，可在电话里呀，那更是简直可以勾魂摄魄呀。懂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想我懂。他干吗给你打电话？”
“嗯，是这么回事。上个月我寄去3月份的捐款，当时写了几句话，告诉他说由于孩子们背弃了我，我想重做一份遗嘱，留一点儿钱给他的牧师们。过了不到3天，他就亲自打来了电话，声音是那么朝气蓬勃，充满自信。他问我想给他和他的牧师们留多少。我给了他一个大概的数字，从那以后他就三天两头来电话，说是只要我乐意，他甚至还可以开着自己的李尔喷气飞机来看我呢。”
我在脑海中竭力搜寻恰当的词语。斯穆特这时正抓着博斯科的一只手臂，竭力想让他平静下来，重新坐到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面前的位子上去。伊丽莎白肩上的饰物此时早已不知去向，第一个委托人显然把她折磨得困窘万分，恨不得一头钻到桌子下面去。她四处张望，我连忙咧着嘴巴闪电般地朝她笑了笑，好让她明白我正在注视着她。在她的隔壁，F．富兰克林-唐诺尔森四世正埋着头，为一对老夫妻进行咨询。他们在讨论一份文件，看样子也是份遗嘱。我手头遗嘱的价值，比他正在为之绞着脑汁的那一份，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我不禁为此而沾沾自喜。
我决定改变话题。“嗯，包娣小姐，你说你有两个儿子。朗道夫和——”
“德尔伯特。你也甭提他。我都3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住在佛罗里达。抹掉，抹掉，抹掉。”
我把笔挥了几下，而德尔伯特也就丢了他那200万美元。
“我得去照看一下博斯科，”她突如其来地说着就站了起来。“他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小老头。没有家。除了我们，也没有朋友。”
“我们还没有谈完呢。”我说。
她弯下腰来，我们的脸又一次靠得很近。“不，我们已经谈完了，鲁迪。就照我说的办。那4个孙儿孙女，每人给100万。剩下的全给肯尼思-钱德勒。遗嘱其余部分都不变。遗嘱执行人、保证人、受托人，统统不变。这很简单，不是吗，鲁迪？我一直在盘算嘛。斯穆特教授说，两星期后你们再来时遗嘱就整整齐齐漂漂亮亮地打好了。是这样吗？”
“我想是的。”
“好。那就再见啦，鲁迪。”她急匆匆地跑到桌子另一端，用手搂住博斯科，博斯科立即静下来，又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了。
我仔细读着这份遗嘱，做了一些笔记。斯穆特和别的教授将会给我指导和帮助，而且我还有两周的时间供我集中思考，弄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意识到这一点，我感到十分舒坦，但同时我又觉得，我不必自己来起草这份遗嘱。这位令人愉快的小老太有着高达2000万美元的财产，她需要的建议，比我所能提供的要多得多。她需要的遗嘱，应该是一份她自己可能读不懂，但国内收入署肯定会加以研究的那种遗嘱。我并不认为自己愚笨不敏，但却确实缺少知识和经验。学了3年法律之后，我非常清楚自己的知识少得多么可怜。
布克的委托人正表现出骑士风度，尽力控制自己的感情，而布克本人也似乎话已说尽，只是不停地记着笔记，每隔几秒钟吐出一个“是”或“不”。我迫不及待地想把有关包娣小姐和她财产的事告诉他。
我扫视着逐渐稀少的人群。我发现第二排有一对夫妇，似乎正在瞪着我。这时，我是唯一闲着的律师，他们好像尚未拿定主意，要不要到我这儿碰碰运气。那位妇人手上拿着粗粗的一卷文件，外面扎着橡皮带。她低声哈哝了一会，她的丈夫摇摇头，仿佛是说他宁愿等着，等其他几位年轻的法律雄鹰中有一位得空为他咨询。
慢慢腾腾地，他们站了起来，走向我的桌边。两人的目光一直没有从我身上移开。我以笑脸相迎。欢迎来到我的办公处。
她在包娣小姐坐过的椅子上坐下。他坐在桌子的另一侧，神情依然冷漠。
“你好，”我微笑着说，把手伸了过去。他无力地握了握，我又把手伸向她。“我叫鲁迪-贝勒。”
“俺叫多特，他叫巴迪。”她边说边朝巴迪点点头，却没理我的手。
“多特和巴迪，”我重复着他们的名字，开始做笔记。“请问你们贵姓？”我以一个老练律师的全部热情，向他们问道。
“布莱克。多特-布莱克和巴迪-布莱克。其实，咱本来叫玛瓦琳-布莱克和威利斯-布莱克，可大伙儿都叫咱多特和巴迪。”她烫过的头发，蓬蓬松松，顶部已经雪白，但看起来还是干干净净。她穿着一双廉价的白色运动鞋，棕色短袜，和一条过于肥大的牛仔裤。身材瘦削结实，棱角分明。
“地址呢？”我问。
“格蓝杰63广场8号。”
“你有职业吗？”
到此刻为止，巴迪仍未开过口。我得到的印象是，多年以来，多特一直是他的代言人。“咱领残疾人社会保险金，”她说。“咱才58岁，却早就得了心脏病。巴迪领一份养老金，数目小得很。”
巴迪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他带着眼镜，镜片很厚，塑料镜架勉强能钩住耳朵。双颊绯红饱满，蓬乱的头发已经花白，微微带着一点锈红的颜色。我怀疑这一星期里他的头发是否洗过。他身上穿的那件黑红彩格布衬衫，甚至比他的头发还要肮脏。
“布莱克先生多大年纪？”我不知道假如我问布莱克先生本人，他会不会回答，因而就向她问道。
“叫他巴迪，好吗？多特和巴迪。别叫什么先生，好不好？他62啦。俺可以跟你谈件事吗？”
我迅速点了点头。巴迪隔着桌子嚼着对面的多特。
“他不正常，”她朝着巴迪的方向微微点了点头，压低嗓门说。我望了望他，他望着我和多特。
“打仗受的伤，”她说。“在朝鲜。”
“他脑袋里有块弹片，”她最后补充说。
“那真——真是糟，”我小声对她说，接着就在拍纸簿上记下：布莱克先生脑袋里有块弹片。布莱克先生侧身向左，瞪着3英尺外的布克的委托人。
她突然身体朝前一伏。“还有点情况，”她说。
我把头微微地朝她伸去，竖起了耳朵。“嗯？”
“他酗酒。”
“这不可能吧。”
“不过，他酗酒的根子还是打仗受的伤，”她又补充了一句，帮了他一下忙。我3分钟以前刚刚认识的这个女人，就这样把自己的丈夫贬成一个酗酒的懒汉。
“俺抽根烟你不介意吧？”她问，手已经伸向自己的手提小包。
“这儿允许抽烟吗？”我边问边向四面打量，希望看到一个“请勿吸烟”的标记，可是没有看见。
“哦，那是当然。”她将一支香烟塞进双唇干裂的嘴，点着了火，猛吸了一口，直对着巴迪的面孔，喷出了一团烟云，而巴迪却纹丝不动。
“我能为你们二位做点什么呢？”我问，眼睛望着那一卷用宽宽的橡皮带紧紧扎着的文件。我把包娣小姐的遗嘱塞到拍纸簿下。我的第一位委托人是个千万富婆，而第二位却靠养老金生活。我刚刚开始的律师生涯哗啦一声，又重新回到了地面上。
“咱们没有多少钱，”她悄悄地说，就好像这是巨大的秘密，泄露了使她深感不安。我同情地微笑着。无论他们的钱有多少，他们也比我富裕得多，而且我不相信他们会像我一样，即将被人送上法庭。
“但咱需要有一位律师。”她拿起那卷文件，拉掉了橡皮带。
“你们是什么问题？”
“哼，咱上了保险公司的大当啦。”
“什么样的保单？”我问。她把文件推到我面前，用力擦了擦手，仿佛她已一劳永逸地摆脱了它，如今已把这沉重的包袱转给了一位能创造奇迹的人。在这堆文件上面，是一张斑斑点点、皱皱巴巴、破破烂烂的保险单。多特又喷出了一口烟云，有好一阵子，我简直看不清巴迪。
“这是一份医疗保险，”她说。“是咱5年前买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那时候咱两个儿子17岁。现在唐尼-雷得了白血病，人都快死了，那些骗子却一个子儿也不肯拿出来替他治病。”
“大利人寿保险公司？”
“对”
“从没听说过，”我扫视着保单上的声明，十分肯定地说，好像我已处理过许许多多类似的案子，对每一家保险公司的情况都了解得详详细细似的。保单上列了两个受抚养人的名字：唐尼-雷和隆尼-雷-布莱克，两人的出生日期相同。
“嘿，你可别怪咱嘴臭，可他们确实是一帮狗娘养的。”
“大多数保险公司都是，”我体贴地表示同意。多特听后微微一笑，我已经赢得她的信任啦。“这么说你是5年前买的这份保险啰？”
“差不离。从来没有少交过一次保险费。唐尼-雷得病前，从来没用过这该死的玩意。”
我是学生，一个没有保过险的学生。没有任何保单为我、我的生命、我的健康或者我的汽车保险。我甚至都无力为我那辆破破烂烂的小丰田买一个左后轮的新胎。
“那么，嗯，你说他病得快死了？”
她叼着香烟，点了点头。“急性白血病。得病8个月了。医生说他能活一年，可是他无法做骨髓移植手术，一年还活不到。现在或许已为时太晚了。”
她把“髓”这个音发成了“水”。
“移植？”我不解地说。
“白血病你懂不？”
“嗯，不太懂。”
她咂咂嘴，眼睛朝四面翻了几翻，仿佛我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痴。她把香烟塞到嘴里，皱着眉头狠吸了一口。在烟差不多吐尽后，她说：“俺两个儿子是双胞胎，你知道。所以隆，隆不喜欢隆尼-雷这个名字，咱就叫他隆，唐尼-雷骨髓移植，隆是最能配得上的。这是医生说的。问题是，移植很贵，大约要化15万美元。咱没有这么多钱，你知道。保险公司该付这笔钱，搁在这儿的那张保单包括了嘛。狗娘养的说不行。就是因为他们，唐尼-雷才落到快死的地步。”
她这种一下子抓住问题关键的方式，真叫人吃惊。
我们把巴迪不理不睬地搁在一边，他却一直在倾听我们的谈话。他慢慢地取下眼镜，用毛茸茸的左手背擦着双眼。真妙，巴迪哭了！在桌子的另一端，博斯科也在抽抽搭搭地哭泣。布克的这位委托人，手捂着脸不停地呜咽。是过去犯下的罪孽，是悔恨，还是某件伤心事，再次触动了他的心灵？斯穆特站在一扇窗边注视着我们，显然很想知道，我们究竟提供了什么样的意见，居然能使他们如此悲悲切切。
“他住在哪儿？”我问的目的，不过是想在她回答的当儿，我能有几秒钟可以在拍纸簿上涂涂写写，从而忘掉那些眼泪。
“他从没离过家。和咱住一块。这是保险公司拒绝咱要求的另一条理由，说他已经成年，不再属于承保范围。”
我从文件里挑出与大利保险公司来往的信件，边看边问：“保单有无注明他一成年就不再在承保范围之内？”
她摇摇头，不自然地笑道：“没。保单上没有注，鲁迪。咱都看过许多遍了，就是没有这样的说法。连所有小字印的细则都读了。”
“你肯定？”我问，又瞧了瞧保单。
“绝对。这一年当中，咱几乎一直在读这该死的保单。”
“保单是谁卖给你的？谁是保险公司代理？”
“一个傻里傻气的小矮子。他敲开了咱家的门，骗咱们买的。名字叫什么奥托，油头滑脑的小骗子，讲起话来飞快。咱一直想找着他，可他准是从城里溜走了。”
我看了从文件堆里取出的一封信。发信人是克利夫兰的一位高级索赔审核员，写信的时间是在我刚才读的第一封信之后几个月。这封信十分生硬地拒绝支付唐尼的医疗费，理由是他的白血病是原来就有的老毛病，因而不在保险范围之内。假如唐尼患白血病时间真的不到一年，那么确诊的时间就在大利保险公司卖出保单4年之后。“这儿说由于是先存情况，因而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
“他们能找到的理由全都用过了，鲁迪。你只要把那些文件拿过来仔细读读就明白啦。什么排除原则啦，豁免原则啦，先存情况啦，附属细则啦，他们全都试过了。”
“有没有把骨髓移植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的规定？”
“绝对没有。医生看过保单。他说大利应该付钱，因为骨髓移植现在已经是常规治疗了。”
布克的委托人用双手抹了抹脸，站起来告辞。他谢谢布克，布克又谢谢他。老人在一对正在下着中国跳棋的伙伴身边坐下，看他们激烈交锋。包娣小姐最后终于把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从博斯科的纠缠中解放出来，不再为他那些问题烦恼。斯穆特在我们身后踱着方步。
我接着读的一封信也是大利公司寄来的。初看起来，跟别的几封并无不同，一样的不耐烦，一样的下流，一样的直截了当。这封信写道：“亲爱的布莱克太太，本公司此前已7次书面拒绝你的索赔要求。我们现在再次拒绝，此为第8次，亦为最后一次。你一定是愚蠢之至，愚蠢之至，愚蠢之至！”这封信由高级索赔监督签署。我擦拭着信笺上方铅印的公司标识，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去年秋天，我选了一门名叫保险法的课程，至今仍记得当时对某些保险公司不讲信誉的欺诈行为深感震惊。我们的老师是个来访的共产党人，憎恨保险公司，实际上憎恨一切公司。他把保险公司毫无道理地拒绝合法索赔的案例讲得津津有味。他认为这个国家欺诈案件有成千上万，却从来没有被依法惩处。他写过好几本书，论述欺诈诉讼，甚至引用统计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许多人在索赔要求受到拒绝时，不做认真的咨询，就干脆自认倒霉。
我一边摸着信头印刷精美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的标识，一边又把信看了一遍。
“保险金你一次也没有漏交？”我问多特。
“没有，先生，一次也没有。”
“我得看看唐尼的医疗记录。”
“大多数记录都搁在家里啦。他最近很少找医生看病。咱费用出不起。”
“你知道他被诊断患了白血病的准确日期吗？”
“不。可咱记得那是在去年8月，他在医院接受化疗。第一个疗程。后来。那些骗子通知咱们说，他们不会再为咱报销任何医疗费，医院就对咱关了门。说是给唐尼做移植手术，这笔钱他们医院化不起。因为妈的实在太贵啦。俺不能怪他们，真的不能。”
巴迪正在审视布克的另一位委托人，一个身体虚弱的小妇人，她也带着一堆文件。多特在她的塞勒姆斯牌烟盒里摸索了一会，又把一支香烟塞到嘴里。
如果唐尼-雷患的确实是白血病，而且又只是患了8个月，那么就没有任何办法把它作为“先存情况”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如果不能把白血病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大利保险公司就必须理赔，对不对？我觉得这合情合理，完全是明摆着的事。可是法律却很少是清清楚楚的，也难得是合情合理的，因而我明白，在多特那一叠拒赔文件的深处，一定有什么生死攸关的东西在等待着我。
“我实在看不懂，”我说，眼睛依然盯着那封“愚蠢之至”的信。
多特又朝她的丈夫喷了一口浓浓的烟雾，烟圈在他头部周围上下翻滚。我想他的泪水已干，但我不能肯定。她咂了咂粘粘的嘴唇说道：“这很简单嘛，鲁迪。他们是一批骗子，以为咱们是头脑简单无知无识的垃圾，又没有钱和他们斗。俺在一家牛仔裤工厂干了30年，参加过工会，你知道吧，咱们每天都跟公司斗。这儿也一样。大公司根本不把咱们小人物当回事。”
我老爸除了憎恨律师，也常常刻毒地咒骂工会。久而久之，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劳工大众的一位热情捍卫者。“这封信真令人难以置信。”我对她说道。
“哪封？”
“克罗基特先生写的那封，说你愚蠢之至、愚蠢之至、愚蠢之至的那封。”
“混蛋！看他敢颠到这儿来，当面骂俺一声愚蠢之至！该死的北方杂种！”
巴迪用手扇开面前的烟雾，嘴里叽咕了一句。我瞧着他，巴望他会开口讲点什么，他却只当没有看见。我突然发觉他的头左侧比右侧要稍稍扁平。在我的想象中曾经出现过的他那光着屁股走过机场安全门的情景，再次在我眼前闪过。我折好那封“愚蠢之至”的信，把它放在那一叠文件上面。
“把这些文件看完，要好几个小时。”我说。
“哎，你得加点紧。唐尼-雷活不长了。他现在瘦得只剩110磅，以前可是有160磅哩。有些日子他病得路都走不动。俺希望你能见见他。”
我没有见唐尼-雷的欲望。“好的，过一阵再说吧。”我得研究一下保单和信件，还有唐尼的医疗记录，然后找斯穆特商量商量，再给布莱克家写一封措词恰当的两页长的信，非常聪明地表明：他们应该把这个案子交给一位真正的律师去处理。随便找个律师可不行，必须找一个擅长对保险公司欺诈行为提出起诉的律师。我还将列出几位这样的律师的大名，以及他们的电话号码。然后我就要和这桩无利可图的事情拜拜，和斯穆特拜拜，和他对老头老太法的那份热情拜拜了。
再过38天，我就毕业了。
“我要把这些带走，”我理好她那一叠杂乱的文件，一边伸手去拿橡皮带，一边对多特解释道。“我两星期后再来，我会给你一封写明我的建议的信。”
“干吗要两星期呢？”
“这个，我，嗯，我必须研究研究，你知道。我还得和老师们商量商量，还要查查资料。你能把唐尼的医疗记录寄给我吗？”
“当然能。不过，你最好加紧点儿。”
“我会尽力而为的，多特。”
“你看咱们的道理充分不？”
我虽然还只是一个攻读法律的学生，却也颇会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现在还难说。不过看来希望很大。但还需要进一步仔细研究研究。可能性还是有的。”
“你究竟是啥意思呀？”
“嗯，这个，我的意思是，我想，你已经有充分理由索赔。不过我还需要研究一下这些文件，才能最后肯定。”
“你算是那一号的律师嘛？”
“我是学法律的学生。”
我的回答使她莫名其妙。她噘起嘴巴，紧紧包住白色的过滤嘴，眼睛瞪得大大地望着我。巴迪又咕哝了一声。斯穆特恰恰这时来到我们面前，这真令我感激不尽。他问道：“你们进行得怎么样？”
“还好，”我说，“就快结束了。”
“好极了，”他说，似乎时间已到，还有别的委托人在等着我们伺候。话一出口，他就慢慢地向别处踱去。
“我两星期后来看你们。”我热情地说着，挤出了一丝微笑。
多特在烟灰缸中摁灭了烟头，向前倾着身子，又一次和我靠得很近。她的嘴唇突然开始颤动，双眼充满泪水。她轻轻地按着我的手腕，绝望地望着我。“请你千万抓紧，鲁迪。咱们需要帮助。咱儿子快要死啦。”
我们久久地望着对方。最后，我点了点头，咕哝不清地说了点儿什么。这一对可怜的老人刚刚把他们儿子的生命托付给了我这个孟菲斯州立大学法学院三年级学生。他们真诚地相信，我会把他们塞到我面前的这堆破烂带走，然后抄起话筒，打几个电话，写几封信，发出几声咆哮，提出这样那样的威胁，眼睛一眨，大利保险公司马上就会屈膝投降，向唐尼-雷捧上大把大把的钱。而且，他们还指望这样的事能迅速发生哩。
他们站了起来，局促不安地从我面前走开。我几乎完全可以肯定，在保单的某一个部分，一定有一条完美无缺的小小条款，可以把唐尼-雷的病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这种条款勉强可以看清，但肯定无法破译，然而却是由技巧熟练的法律高手精心设置的；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领取高额酬金，身心愉快地编制保单上的附属细则。
多特领着巴迪，歪歪扭扭地绕过一张张折椅和全神贯注的棋手们，在咖啡壶前停住，倒了一杯不含咖啡因的咖啡，点着了又一支香烟。他们缩在房间的后头，啜着咖啡，在60英尺之外远远地望着我。我一页一页翻着保单，做着笔记，尽量不去注意他们。保单有整整30页，尽是几乎无法看清的蝇头小字。
人们正慢慢地离开，室内所剩无几。担任律师这种角色，已使我厌倦。这一天已够我受的了，我希望不要再有人前来找我。我对法律的无知令我震惊。一想到短短数月之后，我就要站在本市各处的法庭上，在法官和陪审团的面前与别的律师唇枪舌剑，我就不寒而栗。我尚未准备凭起诉的权力对社会尽情地指指点点。
法学院的3年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重压下浪费掉的3年。我们花费无穷无尽的时间，挖掘我们永远都不会需要的信息。我们接受教授们的疲劳轰炸，他们讲的内容我们却是左耳进右耳出。我们熟记的案例，第二天就可能撤销。我们背诵的法规，隔天就会被修改。要是过去3年中，我每周化50小时在一位优秀律师指导下学习，那我也会成为优秀律师的。可现在，我却是一个焦虑不安的三年级学生，连最最简单的法律问题都感到害怕，即将到来的律师资格考试更使我胆战心惊。
我面前有动静。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个带着老大的助听器的老头，正挪动着又矮又胖的身子，摇摇晃晃地朝我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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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向桌上一搁，俯过身子，对我低声诉说起来。“哼，”她说，“老大叫朗道夫，人都快60岁了，不久前又第三次结婚。娶的那个小婊子，总是不停地吵着要钱。无论我给他留多少，她总会化得精光。我宁愿把钱留给你鲁迪，也不给我的亲儿子。要么就给斯穆特教授，或者别的什么人，但决不给他朗道夫。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的第一个委托人为我带来的滚滚财源，近在咫尺，唾手可得啦。去他妈的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去他妈的等着我的那些会谈吧！
“你不可把钱留给我的，包娣小姐，”我说着，向她献上最甜蜜的微笑。我的眼睛，可能还有我的双唇、我的嘴巴，甚至我的鼻子，都在无声地恳求她说一声“可能的”！妈的！钱是老娘的，老娘想给谁就给谁。老娘要是想给你鲁迪，那么，这笔钱就他妈的是你的啦！
但她没有这样说。“剩下的钱全给肯尼思-钱德勒牧师。你认识他不？他是达拉斯人，如今整天上电视。他用我们的捐赠，在世界上到处做好事。修建房屋啦，喂养婴儿啦，传教布道啦。我要让他得到这笔钱。”
“一个在电视上布道的牧师？”
“哦，他可不光是在电视上布布道。他还是一位导师、政治家和顾问，常常和州里的头儿脑儿一起吃饭哩。而且，你恐怕不知道，他还活跃得像个毛头小伙子。一头浓密的花白鬈发，那是少年白，他可不想把它染黑。你知道吧。”
“那当然。不过——”
“前儿晚上他还给我打过电话呢，这你信不信？他在电视上讲话的声音像丝绸一样柔和，可在电话里呀，那更是简直可以勾魂摄魄呀。懂我的意思吗？”
“是的，我想我懂。他干吗给你打电话？”
“嗯，是这么回事。上个月我寄去3月份的捐款，当时写了几句话，告诉他说由于孩子们背弃了我，我想重做一份遗嘱，留一点儿钱给他的牧师们。过了不到3天，他就亲自打来了电话，声音是那么朝气蓬勃，充满自信。他问我想给他和他的牧师们留多少。我给了他一个大概的数字，从那以后他就三天两头来电话，说是只要我乐意，他甚至还可以开着自己的李尔喷气飞机来看我呢。”
我在脑海中竭力搜寻恰当的词语。斯穆特这时正抓着博斯科的一只手臂，竭力想让他平静下来，重新坐到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面前的位子上去。伊丽莎白肩上的饰物此时早已不知去向，第一个委托人显然把她折磨得困窘万分，恨不得一头钻到桌子下面去。她四处张望，我连忙咧着嘴巴闪电般地朝她笑了笑，好让她明白我正在注视着她。在她的隔壁，F．富兰克林-唐诺尔森四世正埋着头，为一对老夫妻进行咨询。他们在讨论一份文件，看样子也是份遗嘱。我手头遗嘱的价值，比他正在为之绞着脑汁的那一份，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我不禁为此而沾沾自喜。
我决定改变话题。“嗯，包娣小姐，你说你有两个儿子。朗道夫和——”
“德尔伯特。你也甭提他。我都3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住在佛罗里达。抹掉，抹掉，抹掉。”
我把笔挥了几下，而德尔伯特也就丢了他那200万美元。
“我得去照看一下博斯科，”她突如其来地说着就站了起来。“他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小老头。没有家。除了我们，也没有朋友。”
“我们还没有谈完呢。”我说。
她弯下腰来，我们的脸又一次靠得很近。“不，我们已经谈完了，鲁迪。就照我说的办。那4个孙儿孙女，每人给100万。剩下的全给肯尼思-钱德勒。遗嘱其余部分都不变。遗嘱执行人、保证人、受托人，统统不变。这很简单，不是吗，鲁迪？我一直在盘算嘛。斯穆特教授说，两星期后你们再来时遗嘱就整整齐齐漂漂亮亮地打好了。是这样吗？”
“我想是的。”
“好。那就再见啦，鲁迪。”她急匆匆地跑到桌子另一端，用手搂住博斯科，博斯科立即静下来，又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了。
我仔细读着这份遗嘱，做了一些笔记。斯穆特和别的教授将会给我指导和帮助，而且我还有两周的时间供我集中思考，弄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意识到这一点，我感到十分舒坦，但同时我又觉得，我不必自己来起草这份遗嘱。这位令人愉快的小老太有着高达2000万美元的财产，她需要的建议，比我所能提供的要多得多。她需要的遗嘱，应该是一份她自己可能读不懂，但国内收入署肯定会加以研究的那种遗嘱。我并不认为自己愚笨不敏，但却确实缺少知识和经验。学了3年法律之后，我非常清楚自己的知识少得多么可怜。
布克的委托人正表现出骑士风度，尽力控制自己的感情，而布克本人也似乎话已说尽，只是不停地记着笔记，每隔几秒钟吐出一个“是”或“不”。我迫不及待地想把有关包娣小姐和她财产的事告诉他。
我扫视着逐渐稀少的人群。我发现第二排有一对夫妇，似乎正在瞪着我。这时，我是唯一闲着的律师，他们好像尚未拿定主意，要不要到我这儿碰碰运气。那位妇人手上拿着粗粗的一卷文件，外面扎着橡皮带。她低声哈哝了一会，她的丈夫摇摇头，仿佛是说他宁愿等着，等其他几位年轻的法律雄鹰中有一位得空为他咨询。
慢慢腾腾地，他们站了起来，走向我的桌边。两人的目光一直没有从我身上移开。我以笑脸相迎。欢迎来到我的办公处。
她在包娣小姐坐过的椅子上坐下。他坐在桌子的另一侧，神情依然冷漠。
“你好，”我微笑着说，把手伸了过去。他无力地握了握，我又把手伸向她。“我叫鲁迪-贝勒。”
“俺叫多特，他叫巴迪。”她边说边朝巴迪点点头，却没理我的手。
“多特和巴迪，”我重复着他们的名字，开始做笔记。“请问你们贵姓？”我以一个老练律师的全部热情，向他们问道。
“布莱克。多特-布莱克和巴迪-布莱克。其实，咱本来叫玛瓦琳-布莱克和威利斯-布莱克，可大伙儿都叫咱多特和巴迪。”她烫过的头发，蓬蓬松松，顶部已经雪白，但看起来还是干干净净。她穿着一双廉价的白色运动鞋，棕色短袜，和一条过于肥大的牛仔裤。身材瘦削结实，棱角分明。
“地址呢？”我问。
“格蓝杰63广场8号。”
“你有职业吗？”
到此刻为止，巴迪仍未开过口。我得到的印象是，多年以来，多特一直是他的代言人。“咱领残疾人社会保险金，”她说。“咱才58岁，却早就得了心脏病。巴迪领一份养老金，数目小得很。”
巴迪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他带着眼镜，镜片很厚，塑料镜架勉强能钩住耳朵。双颊绯红饱满，蓬乱的头发已经花白，微微带着一点锈红的颜色。我怀疑这一星期里他的头发是否洗过。他身上穿的那件黑红彩格布衬衫，甚至比他的头发还要肮脏。
“布莱克先生多大年纪？”我不知道假如我问布莱克先生本人，他会不会回答，因而就向她问道。
“叫他巴迪，好吗？多特和巴迪。别叫什么先生，好不好？他62啦。俺可以跟你谈件事吗？”
我迅速点了点头。巴迪隔着桌子嚼着对面的多特。
“他不正常，”她朝着巴迪的方向微微点了点头，压低嗓门说。我望了望他，他望着我和多特。
“打仗受的伤，”她说。“在朝鲜。”
“他脑袋里有块弹片，”她最后补充说。
“那真——真是糟，”我小声对她说，接着就在拍纸簿上记下：布莱克先生脑袋里有块弹片。布莱克先生侧身向左，瞪着3英尺外的布克的委托人。
她突然身体朝前一伏。“还有点情况，”她说。
我把头微微地朝她伸去，竖起了耳朵。“嗯？”
“他酗酒。”
“这不可能吧。”
“不过，他酗酒的根子还是打仗受的伤，”她又补充了一句，帮了他一下忙。我3分钟以前刚刚认识的这个女人，就这样把自己的丈夫贬成一个酗酒的懒汉。
“俺抽根烟你不介意吧？”她问，手已经伸向自己的手提小包。
“这儿允许抽烟吗？”我边问边向四面打量，希望看到一个“请勿吸烟”的标记，可是没有看见。
“哦，那是当然。”她将一支香烟塞进双唇干裂的嘴，点着了火，猛吸了一口，直对着巴迪的面孔，喷出了一团烟云，而巴迪却纹丝不动。
“我能为你们二位做点什么呢？”我问，眼睛望着那一卷用宽宽的橡皮带紧紧扎着的文件。我把包娣小姐的遗嘱塞到拍纸簿下。我的第一位委托人是个千万富婆，而第二位却靠养老金生活。我刚刚开始的律师生涯哗啦一声，又重新回到了地面上。
“咱们没有多少钱，”她悄悄地说，就好像这是巨大的秘密，泄露了使她深感不安。我同情地微笑着。无论他们的钱有多少，他们也比我富裕得多，而且我不相信他们会像我一样，即将被人送上法庭。
“但咱需要有一位律师。”她拿起那卷文件，拉掉了橡皮带。
“你们是什么问题？”
“哼，咱上了保险公司的大当啦。”
“什么样的保单？”我问。她把文件推到我面前，用力擦了擦手，仿佛她已一劳永逸地摆脱了它，如今已把这沉重的包袱转给了一位能创造奇迹的人。在这堆文件上面，是一张斑斑点点、皱皱巴巴、破破烂烂的保险单。多特又喷出了一口烟云，有好一阵子，我简直看不清巴迪。
“这是一份医疗保险，”她说。“是咱5年前买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那时候咱两个儿子17岁。现在唐尼-雷得了白血病，人都快死了，那些骗子却一个子儿也不肯拿出来替他治病。”
“大利人寿保险公司？”
“对”
“从没听说过，”我扫视着保单上的声明，十分肯定地说，好像我已处理过许许多多类似的案子，对每一家保险公司的情况都了解得详详细细似的。保单上列了两个受抚养人的名字：唐尼-雷和隆尼-雷-布莱克，两人的出生日期相同。
“嘿，你可别怪咱嘴臭，可他们确实是一帮狗娘养的。”
“大多数保险公司都是，”我体贴地表示同意。多特听后微微一笑，我已经赢得她的信任啦。“这么说你是5年前买的这份保险啰？”
“差不离。从来没有少交过一次保险费。唐尼-雷得病前，从来没用过这该死的玩意。”
我是学生，一个没有保过险的学生。没有任何保单为我、我的生命、我的健康或者我的汽车保险。我甚至都无力为我那辆破破烂烂的小丰田买一个左后轮的新胎。
“那么，嗯，你说他病得快死了？”
她叼着香烟，点了点头。“急性白血病。得病8个月了。医生说他能活一年，可是他无法做骨髓移植手术，一年还活不到。现在或许已为时太晚了。”
她把“髓”这个音发成了“水”。
“移植？”我不解地说。
“白血病你懂不？”
“嗯，不太懂。”
她咂咂嘴，眼睛朝四面翻了几翻，仿佛我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痴。她把香烟塞到嘴里，皱着眉头狠吸了一口。在烟差不多吐尽后，她说：“俺两个儿子是双胞胎，你知道。所以隆，隆不喜欢隆尼-雷这个名字，咱就叫他隆，唐尼-雷骨髓移植，隆是最能配得上的。这是医生说的。问题是，移植很贵，大约要化15万美元。咱没有这么多钱，你知道。保险公司该付这笔钱，搁在这儿的那张保单包括了嘛。狗娘养的说不行。就是因为他们，唐尼-雷才落到快死的地步。”
她这种一下子抓住问题关键的方式，真叫人吃惊。
我们把巴迪不理不睬地搁在一边，他却一直在倾听我们的谈话。他慢慢地取下眼镜，用毛茸茸的左手背擦着双眼。真妙，巴迪哭了！在桌子的另一端，博斯科也在抽抽搭搭地哭泣。布克的这位委托人，手捂着脸不停地呜咽。是过去犯下的罪孽，是悔恨，还是某件伤心事，再次触动了他的心灵？斯穆特站在一扇窗边注视着我们，显然很想知道，我们究竟提供了什么样的意见，居然能使他们如此悲悲切切。
“他住在哪儿？”我问的目的，不过是想在她回答的当儿，我能有几秒钟可以在拍纸簿上涂涂写写，从而忘掉那些眼泪。
“他从没离过家。和咱住一块。这是保险公司拒绝咱要求的另一条理由，说他已经成年，不再属于承保范围。”
我从文件里挑出与大利保险公司来往的信件，边看边问：“保单有无注明他一成年就不再在承保范围之内？”
她摇摇头，不自然地笑道：“没。保单上没有注，鲁迪。咱都看过许多遍了，就是没有这样的说法。连所有小字印的细则都读了。”
“你肯定？”我问，又瞧了瞧保单。
“绝对。这一年当中，咱几乎一直在读这该死的保单。”
“保单是谁卖给你的？谁是保险公司代理？”
“一个傻里傻气的小矮子。他敲开了咱家的门，骗咱们买的。名字叫什么奥托，油头滑脑的小骗子，讲起话来飞快。咱一直想找着他，可他准是从城里溜走了。”
我看了从文件堆里取出的一封信。发信人是克利夫兰的一位高级索赔审核员，写信的时间是在我刚才读的第一封信之后几个月。这封信十分生硬地拒绝支付唐尼的医疗费，理由是他的白血病是原来就有的老毛病，因而不在保险范围之内。假如唐尼患白血病时间真的不到一年，那么确诊的时间就在大利保险公司卖出保单4年之后。“这儿说由于是先存情况，因而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
“他们能找到的理由全都用过了，鲁迪。你只要把那些文件拿过来仔细读读就明白啦。什么排除原则啦，豁免原则啦，先存情况啦，附属细则啦，他们全都试过了。”
“有没有把骨髓移植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的规定？”
“绝对没有。医生看过保单。他说大利应该付钱，因为骨髓移植现在已经是常规治疗了。”
布克的委托人用双手抹了抹脸，站起来告辞。他谢谢布克，布克又谢谢他。老人在一对正在下着中国跳棋的伙伴身边坐下，看他们激烈交锋。包娣小姐最后终于把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从博斯科的纠缠中解放出来，不再为他那些问题烦恼。斯穆特在我们身后踱着方步。
我接着读的一封信也是大利公司寄来的。初看起来，跟别的几封并无不同，一样的不耐烦，一样的下流，一样的直截了当。这封信写道：“亲爱的布莱克太太，本公司此前已7次书面拒绝你的索赔要求。我们现在再次拒绝，此为第8次，亦为最后一次。你一定是愚蠢之至，愚蠢之至，愚蠢之至！”这封信由高级索赔监督签署。我擦拭着信笺上方铅印的公司标识，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去年秋天，我选了一门名叫保险法的课程，至今仍记得当时对某些保险公司不讲信誉的欺诈行为深感震惊。我们的老师是个来访的共产党人，憎恨保险公司，实际上憎恨一切公司。他把保险公司毫无道理地拒绝合法索赔的案例讲得津津有味。他认为这个国家欺诈案件有成千上万，却从来没有被依法惩处。他写过好几本书，论述欺诈诉讼，甚至引用统计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许多人在索赔要求受到拒绝时，不做认真的咨询，就干脆自认倒霉。
我一边摸着信头印刷精美的大利人寿保险公司的标识，一边又把信看了一遍。
“保险金你一次也没有漏交？”我问多特。
“没有，先生，一次也没有。”
“我得看看唐尼的医疗记录。”
“大多数记录都搁在家里啦。他最近很少找医生看病。咱费用出不起。”
“你知道他被诊断患了白血病的准确日期吗？”
“不。可咱记得那是在去年8月，他在医院接受化疗。第一个疗程。后来。那些骗子通知咱们说，他们不会再为咱报销任何医疗费，医院就对咱关了门。说是给唐尼做移植手术，这笔钱他们医院化不起。因为妈的实在太贵啦。俺不能怪他们，真的不能。”
巴迪正在审视布克的另一位委托人，一个身体虚弱的小妇人，她也带着一堆文件。多特在她的塞勒姆斯牌烟盒里摸索了一会，又把一支香烟塞到嘴里。
如果唐尼-雷患的确实是白血病，而且又只是患了8个月，那么就没有任何办法把它作为“先存情况”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如果不能把白血病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大利保险公司就必须理赔，对不对？我觉得这合情合理，完全是明摆着的事。可是法律却很少是清清楚楚的，也难得是合情合理的，因而我明白，在多特那一叠拒赔文件的深处，一定有什么生死攸关的东西在等待着我。
“我实在看不懂，”我说，眼睛依然盯着那封“愚蠢之至”的信。
多特又朝她的丈夫喷了一口浓浓的烟雾，烟圈在他头部周围上下翻滚。我想他的泪水已干，但我不能肯定。她咂了咂粘粘的嘴唇说道：“这很简单嘛，鲁迪。他们是一批骗子，以为咱们是头脑简单无知无识的垃圾，又没有钱和他们斗。俺在一家牛仔裤工厂干了30年，参加过工会，你知道吧，咱们每天都跟公司斗。这儿也一样。大公司根本不把咱们小人物当回事。”
我老爸除了憎恨律师，也常常刻毒地咒骂工会。久而久之，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劳工大众的一位热情捍卫者。“这封信真令人难以置信。”我对她说道。
“哪封？”
“克罗基特先生写的那封，说你愚蠢之至、愚蠢之至、愚蠢之至的那封。”
“混蛋！看他敢颠到这儿来，当面骂俺一声愚蠢之至！该死的北方杂种！”
巴迪用手扇开面前的烟雾，嘴里叽咕了一句。我瞧着他，巴望他会开口讲点什么，他却只当没有看见。我突然发觉他的头左侧比右侧要稍稍扁平。在我的想象中曾经出现过的他那光着屁股走过机场安全门的情景，再次在我眼前闪过。我折好那封“愚蠢之至”的信，把它放在那一叠文件上面。
“把这些文件看完，要好几个小时。”我说。
“哎，你得加点紧。唐尼-雷活不长了。他现在瘦得只剩110磅，以前可是有160磅哩。有些日子他病得路都走不动。俺希望你能见见他。”
我没有见唐尼-雷的欲望。“好的，过一阵再说吧。”我得研究一下保单和信件，还有唐尼的医疗记录，然后找斯穆特商量商量，再给布莱克家写一封措词恰当的两页长的信，非常聪明地表明：他们应该把这个案子交给一位真正的律师去处理。随便找个律师可不行，必须找一个擅长对保险公司欺诈行为提出起诉的律师。我还将列出几位这样的律师的大名，以及他们的电话号码。然后我就要和这桩无利可图的事情拜拜，和斯穆特拜拜，和他对老头老太法的那份热情拜拜了。
再过38天，我就毕业了。
“我要把这些带走，”我理好她那一叠杂乱的文件，一边伸手去拿橡皮带，一边对多特解释道。“我两星期后再来，我会给你一封写明我的建议的信。”
“干吗要两星期呢？”
“这个，我，嗯，我必须研究研究，你知道。我还得和老师们商量商量，还要查查资料。你能把唐尼的医疗记录寄给我吗？”
“当然能。不过，你最好加紧点儿。”
“我会尽力而为的，多特。”
“你看咱们的道理充分不？”
我虽然还只是一个攻读法律的学生，却也颇会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现在还难说。不过看来希望很大。但还需要进一步仔细研究研究。可能性还是有的。”
“你究竟是啥意思呀？”
“嗯，这个，我的意思是，我想，你已经有充分理由索赔。不过我还需要研究一下这些文件，才能最后肯定。”
“你算是那一号的律师嘛？”
“我是学法律的学生。”
我的回答使她莫名其妙。她噘起嘴巴，紧紧包住白色的过滤嘴，眼睛瞪得大大地望着我。巴迪又咕哝了一声。斯穆特恰恰这时来到我们面前，这真令我感激不尽。他问道：“你们进行得怎么样？”
“还好，”我说，“就快结束了。”
“好极了，”他说，似乎时间已到，还有别的委托人在等着我们伺候。话一出口，他就慢慢地向别处踱去。
“我两星期后来看你们。”我热情地说着，挤出了一丝微笑。
多特在烟灰缸中摁灭了烟头，向前倾着身子，又一次和我靠得很近。她的嘴唇突然开始颤动，双眼充满泪水。她轻轻地按着我的手腕，绝望地望着我。“请你千万抓紧，鲁迪。咱们需要帮助。咱儿子快要死啦。”
我们久久地望着对方。最后，我点了点头，咕哝不清地说了点儿什么。这一对可怜的老人刚刚把他们儿子的生命托付给了我这个孟菲斯州立大学法学院三年级学生。他们真诚地相信，我会把他们塞到我面前的这堆破烂带走，然后抄起话筒，打几个电话，写几封信，发出几声咆哮，提出这样那样的威胁，眼睛一眨，大利保险公司马上就会屈膝投降，向唐尼-雷捧上大把大把的钱。而且，他们还指望这样的事能迅速发生哩。
他们站了起来，局促不安地从我面前走开。我几乎完全可以肯定，在保单的某一个部分，一定有一条完美无缺的小小条款，可以把唐尼-雷的病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这种条款勉强可以看清，但肯定无法破译，然而却是由技巧熟练的法律高手精心设置的；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领取高额酬金，身心愉快地编制保单上的附属细则。
多特领着巴迪，歪歪扭扭地绕过一张张折椅和全神贯注的棋手们，在咖啡壶前停住，倒了一杯不含咖啡因的咖啡，点着了又一支香烟。他们缩在房间的后头，啜着咖啡，在60英尺之外远远地望着我。我一页一页翻着保单，做着笔记，尽量不去注意他们。保单有整整30页，尽是几乎无法看清的蝇头小字。
人们正慢慢地离开，室内所剩无几。担任律师这种角色，已使我厌倦。这一天已够我受的了，我希望不要再有人前来找我。我对法律的无知令我震惊。一想到短短数月之后，我就要站在本市各处的法庭上，在法官和陪审团的面前与别的律师唇枪舌剑，我就不寒而栗。我尚未准备凭起诉的权力对社会尽情地指指点点。
法学院的3年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重压下浪费掉的3年。我们花费无穷无尽的时间，挖掘我们永远都不会需要的信息。我们接受教授们的疲劳轰炸，他们讲的内容我们却是左耳进右耳出。我们熟记的案例，第二天就可能撤销。我们背诵的法规，隔天就会被修改。要是过去3年中，我每周化50小时在一位优秀律师指导下学习，那我也会成为优秀律师的。可现在，我却是一个焦虑不安的三年级学生，连最最简单的法律问题都感到害怕，即将到来的律师资格考试更使我胆战心惊。
我面前有动静。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个带着老大的助听器的老头，正挪动着又矮又胖的身子，摇摇晃晃地朝我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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